“当前，全球南方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，中印等国家正在成为全球增长引擎。中国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，表明其致力于完善全球治理的意愿。”近日，重塑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主任马克·乌赞（Marc UZAN）在2025年外滩年会上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，中国正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。
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成立于1994年，致力于国际金融架构改革与合作。作为该组织创始人，乌赞长期关注全球化治理、跨境金融合作及多边主义发展，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呼吁通过集体行动应对全球经济碎片化挑战，强调中美关系稳定对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性。
乌赞认为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和世界银行正面临严峻挑战。这些诞生于近80年前的机构未能充分反映新兴经济体权重，且受制于大国政治分歧。他强调，若主要国家缺乏维护现有体系的意愿，替代性机制将加速涌现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通过发起新开发银行、亚投行及全球治理倡议，正积极推动包容性改革。
乌赞指出，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存在三大痛点：份额分配滞后于经济格局变化、行长人选垄断惯例未破、使命与资本自由流动新时代脱节。他建议强化区域性经济监测，并强调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弱化背景下，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具有积极意义。
乌赞分析称，美元主导地位虽未根本动摇，但四大因素正加速格局变化：美国将美元“武器化”实施制裁、国内政策不确定性上升、人民币跨境使用扩大及数字货币技术革新。他特别警告，若美联储独立性受损，将严重动摇市场信心，“美元独大局面未必持续”。
谈及金砖机制的不断扩员，乌赞认为，这反映了新兴力量挑战美元霸权的共同诉求。他主张推动金砖与欧盟等支持多边主义集团的对话，并肯定中国通过新机构建设“补充而非颠覆”现有体系的路径。“世界无需在中美间二选一，”乌赞强调，“关键在于构建能共享发展机遇的包容性架构”。
全球治理改革迫在眉睫
《21世纪》：今年正值联合国成立80周年，这是一个反思国际经济秩序未来的重要时刻。你在“重塑布雷顿森林委员会”的工作始终处于这些讨论的前沿，推动着全球政策制定者、央行和思想领袖之间的对话。能否首先谈谈委员会的创立初衷和目标？
乌赞：1994年，我发起“重塑布雷顿森林”倡议，旨在搭建一个平台，让政策制定者、学者和市场参与者共同探讨如何优化全球金融架构。当时，我们正面临21世纪首场由资本流动引发的危机——墨西哥金融危机。这场危机不仅暴露了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风险，还引发了广泛的新兴市场连锁反应。这促使我们认识到，1995年的世界已迥异于战后初期：许多国家从资本管制转向开放，全球经济一体化加速，并对各国经济产生深远影响。这就是我们起步的背景。过去30年，委员会深入研究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参数，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日益重要的角色。我多次来华，既为理解中国增长模式，也为见证中国逐步成为全球金融架构的关键参与者。
《21世纪》：如今，委员会的关注点是否已从改革战后体系转向设计新型全球化框架？
乌赞：委员会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：第一阶段聚焦21世纪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的必要性；第二阶段着力探索应对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政策工具，如墨西哥、亚洲金融危机及其“龙舌兰酒效应”；第三阶段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崛起为核心；当前牛领策略，我们正应对一个更根本的挑战——合作与经济一体化的基础正在动摇。世界正处于转折点：地缘冲突、经济失序和大国紧张局势加剧，威胁着过去40年的成果。委员会的使命始终是促进合作、凝聚共识、推动经济一体化并管理金融风险。若此刻无所作为，则意味着使命的失败。
《21世纪》：在“去美元化”和替代储备货币探索兴起的背景下，你如何看待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未来？
乌赞：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全球治理体系的确面临存亡考验。这些近80年前建立的机构能否适应新时代？更关键的是，主要国家是否仍愿维护这一秩序？如果美国选择退出，我们能否维持现有合作框架，抑或替代机构将应运而生？当前，关税壁垒和地缘裂痕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和世界银行难以履行使命，这与它们的创立宗旨背道而驰。全球社会的首要任务应是捍卫多边主义——即通过规则凝聚各国，实现普惠共赢。在特朗普政府前，世界已不满于机构合法性不足（如未能体现全球南方崛起和中国经济权重）。这些本是改革的合理诉求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中国提出了很多的新的倡议和机制，已推动设立新开发银行（NDB）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（AIIB）（甚至呼吁建立上合银行），建立了人民币货币互换机制等。9月，在上合峰会期间，中方还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，其核心仍是维护多边主义，通过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守护全球公共产品。
美元独大局面恐难持续
《21世纪》：货币体系是否正转向多极化？美元的主导地位会持续吗？
乌赞：美元目前仍是主导储备货币，但格局正在变化：第一，美国将美元“武器化”，通过制裁施压他国，促使新兴市场重新评估储备积累策略；第二，美国政策可预测性下降，央行独立性和法治传统受到挑战，动摇了市场对美元的信心；第三，中国作为主要贸易伙伴，推动人民币在贸易和支付中更广泛使用；第四，数字货币、稳定币等技术创新可能重塑储备货币逻辑。
基于以上原因，美元独大的局面恐难持续。我认为，市场的信心正在被侵蚀，因为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可预测性，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制度被质疑。目前尤其要密切观察美联储的动向，如果美联储独立性不能再得到保障，那么不仅对美国影响巨大，对世界其他地区也会有巨大影响。
《21世纪》：数字货币会如何加速这一转型？
乌赞：近期IMF和世行年会的重点议题之一就是稳定币的崛起。这些数字代币通常由私营部门发行，并与法定货币1:1挂钩。当前稳定币规模约3000亿美元，2030年可能达4万亿美元，成为游戏规则改变者。其影响有两面性：一方面，美元稳定币的普及可能强化美元地位，因为多数以美元计价；另一方面，新兴市场若广泛使用稳定币，其货币政策传导将更复杂，导致本币边缘化。
同时，我们需要关注创新的方面：很多国家都在认真研究央行数字货币，中国也是如此。香港正推动离岸人民币稳定币试验，将发放首批稳定币发行人牌照。当然，我们需要区分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和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。但对我而言，稳定币的故事也许是最重要的。它让我想起了过去的情景：在20世纪60年代，美国公司在欧洲市场上发行了以美元计价的债券。通过这一过程，美元在国际金融中的突出地位得到了巩固。如果稳定币成为主流，我们可以在数字货币时代看到类似的现象。
全球南方重要性日益凸显
《21世纪》：站在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节点上，你认为现有经济治理框架的主要不足是什么？最迫切的改革是什么？
乌赞：过去15年，IMF和世行的弊端日益凸显：份额分配未反映新兴经济体（如中国、印度、巴西等）的实际权重；行长人选长期由欧美垄断的惯例亟需打破。此外，机构使命需适应新现实：它们创立于资本管制时代，而今面对碎片化的全球经济。未来经济可能按区域集团运行，IMF应加强区域经济监测（如亚洲、拉美），以应对关税壁垒和供应链重组。同时，随着最大成员国的承诺减弱，我们亟需找到新的指出全球公共产品的方式。
当前，全球南方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，中印等国家正在成为全球增长引擎。近日，中国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，表明其致力于完善全球治理的意愿。我们正在走向一个金融风险和气候危机加剧的时代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至关重要。
《21世纪》：金砖国家的扩员是否象征全球南方影响力提升？它能否实质挑战西方主导的机构？
乌赞：金砖国家崛起确实反映出其日益增强的吸引力。金砖国家的成立旨在汇聚推动全球增长的新兴力量。如今它已不仅是中等强国集团，更凝聚了一个关键共识：减少对美元的依赖。
回顾创立过程，这些国家确有共同基础，新开发银行（NDB）的设立就是明证。这是否意味着平行治理架构的萌芽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外，新的机制正在形成——或许我们也可探寻金砖国家与其他集团的共同立场。我认为：第一，IMF总裁应出席金砖峰会，阐释全球经济形势；第二，金砖国家的共识决策机制体现了包容性。在这个碎片化的世界，亟需推动金砖国家与欧盟的对话，因为双方都支持多边主义。
同时，金砖国家也在释放一个信号：我们正在见证全球经济的重塑，吸引了阿联酋等国的加入。我所观察到的全球经济变化是，中亚与中东、中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，这在过去并不多见。这些国家之所以走得更近，部分原因是中国对中亚的投资不断增长。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带来了大量基础设施投入——道路、电力、港口等——中国企业在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、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积极投资，全球贸易格局也因此正在重构。
我认为，金砖国家已经并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。今年7月签署的历史性《金砖国家宣言》，是这些国家共同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一份实质性文件。它也表明，像巴西这样的中等强国，同样可以成为全球治理与多边主义的积极倡导者。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不愿放弃多边主义的世界，许多国家依然坚信这对国际社会至关重要。
《21世纪》：中国在构建包容性全球金融架构中可以扮演什么角色？
乌赞：当我们审视全球经济和治理格局时，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：二战后美国作为所谓的“单一主导力量”塑造了全球经济秩序；而如今随着美国战略收缩，许多国家都在观望是否将转向中国。
但我认为，世界未必需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。迄今为止，中国所传递的信号——无论是通过各项全球治理倡议、亚投行（AIIB）的设立，还是金砖机制的建设——都并非出于谋求霸权，而是致力于与各国共享发展机遇。从理念上看，这种路径具有包容性，不强加于人，而是力求凝聚共识、推动合作。
因此，当前全球治理的关键分野牛领策略，并不在于由哪一个“主导力量”所定义，而在于是否具备包容性，能否分享经验，共同推动全球机构的实质性改革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并未放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和世行中的成员身份，而是在继续参与现有体系的同时，建立一系列可能对其形成补充的新机构。尽管现在评价金砖银行或亚投行的成效为时尚早，但它们已经在为全球治理注入新动能。我认为，它们的影响力将在未来持续增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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